【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79(2008)06-0029-03

开放与远程教学的趋势、创新与机遇

——在“2008世界开放与远程教育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理事会主席、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校长  弗雷茨·帕尼库克

 

大学总是位于国际主义的最前列。可以这么说,他们的兴趣与活动的首要受益人一直是发达世界的大学。有人认为,国际化使得发达国家的大学能够吸引并留住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在过去,这些机构培养的许多思想家认为,国际间的了解将终结全世界的冲突。虽然有的人会坚持说还没有实现,但是有的人则争辩说,通过联合国与其他区域性联盟的撮合,这些国际交流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日益密切的国际协作,而这些国际交流的起源则至少可以回溯到一百年前。近来,许多人主张国际化是通往繁荣之路,新知识经济正在重塑世界,而新知识经济没有国界。因此有人说,受教育是一种人权。这些宣言很高尚,当然值得我们个人与大家全力以赴。但我们现在身处何处?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不同类型的机构都已经对教学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这里面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也有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理事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各个大学与国家机构。但这些研究人员一直在设法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相似的:

第一,当我们振振有词地谈论新知识经济的时候,它的优越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型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有人声称,资源型经济的问题正在被置于一边。有的人则主张,即使是在生产商的层面,资源型经济要取得成功也得靠知识来驱动。

第二,教育本身是否也像银行或技术那样仅仅是另一种商品,所以应该开放教育,进行国际竞争?各种各样的国际贸易机构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开放教育市场开展竞争。虽然按照《服务业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的规定,在保护国家利益这方面,还可能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教育本身,而是它的产物——知识产权。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于知识产权问题的审查正在变得越来越挑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方针很明确,民族国家应该保护它们的商业组织与公民的知识产权。但是,某些民族国家与教育组织正在施加相当大的压力,以求教育机构特别是远程教育机构能够免于承担此类保护的义务。我们必须记得,早在18世纪,英国就为了保护教育机构的使用权而推行版权法。但是,现在要访问最好的数字信息正在受到越来越严苛的限制,而最令人哀伤的是,代价正变得越来越高昂,事实上由于代价如此高昂,即使是发达国家的许多高校也仅仅买得起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如果知识是一种商品而不是社会公用品,那么教育本身也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商品了。许多公司都有自己的大学,比如通用电气公司的克罗登维尔(Crotonville)管理学院、摩托罗拉大学、麦当劳汉堡包大学、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培训部等,此外还涌现了许多营利性的大学,诸如阿波罗集团(Apollo Group)、希而万学习系统公司(Sylvan Learning systems)、德锐大学(DeVry University)等等。虚拟大学与传统大学的营利性分支机构(它们都强烈地以追逐金钱为导向)正在使教育的前景进一步复杂化,而且这一已经够复杂的前景在其他方面也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例如,国际信息供应商,也就是教科书的出版商,正在步入教育行业。更加混乱的是,非政府组织正在努力建立协作与合伙关系,以减弱他们视为传统型大学的最坏的营利性方面。私立与公立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消融,许多新的问题正在提出,而有明确答案的则寥寥无几。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教育容量应该有多大?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凡是涉及设定限制的任何回答,都可能被某些人解释为限制某些公民获得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另一方面,即使要建立能够达到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通参与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发展中国家也缺乏相应的资金和人员。许多国家已经确定,要扩大教育容量,唯一的办法就是鼓励发展私立学校或引进外资机构,而这些外资机构往往是一些离岸公司。这一方法有可能导致最宝贵财富的丧失,那么是否有替代方法呢?

第四,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成为高等教育的监管者?对于许多人来说,回答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有人保证使学生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并取得他们为之付费的文凭。但是这对于政府来说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角色。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高教机构基本上一直实行自我监管,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由政府通过立法或通过国家委员会进行监管,也有一些国家通过控制对学生的资助来实行间接监管。例如,某些国家和地区尽管为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资助,却不为通过外国供应商攻读远程教育课程的学生提供资助。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他们作出了这类决策呢?他们是在鼓励最好的人才外流吗?他们是在把最需要得到资助的人边缘化吗?这些决策是否把国际化局限于精英阶层?

第五,我们怎样最大限度地引进人才与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才外流。例如,在非洲,把大学生送出国深造的比例要高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而学成后滞留不归的也是最高的。派学生出国留学,通常是由接收机构负担费用,这本来是扩大高等教育容量的最低廉的方式,但是实际的代价又是怎样的呢?首先,学成回国帮助建设国家与社会者寥寥无几。其次,基于民族与区域文化制订国民教育战略的能力则受到了损害。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则可能争辩说,这种做法已经帮助形成了高等教育界面临问题的真正国际化解决方案,也有助于国际化商业。

第六,这又把我们引到了这个关键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处理高教机构的研究成果,以便使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表示,控制专利与版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有的则提出,知识是全世界共有的,最好的知识必须能供免费使用。那些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人会说,所有的经济模式都间接地表明知识是有商业价值的,为了确保有资本投资于未来,就必须保护这种商业价值。此外还有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与这一观点相左,其中有一些观点在唐·泰普斯科(Don Tapscott)与安东尼·D·威廉斯(Anthony D. Williams)的《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

这些问题很复杂,而且几乎没有取得一致认同的答案。我们的政府、社会与学生正在日益求助于大学来取得答案。我们对于这六个关键问题形成什么样的答案了呢?我想说的是,大学多半是极力捍卫他们现有的霸权,保护他们品牌的地位与价值,并确保人才朝着它们自己的方向流动。让我们看看这些大学是怎样对上述的关键问题之一作出回应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怎样回应成本的增加与对新知识的控制的?它们以四种不同的方式作出了反应。

首先,在发达国家,大多数高校要么大大增加资料收藏的开支,要么大大压缩收藏的规模。还有一些高校则组成全国性的联盟,作为一个整体为全国采购资料。有的人则认为,这种方法现在也许能控制成本,但是最终却将导致成本的增加。

其次,在整个发达世界,已经在大胆进取的朝着开放存取(open access)的方向转移了。它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作了自我宣示:教职员开放存取档案(open access archiving)、支持开放存取出版(open access publishing)模式,并对属于公有领域的材料进行回溯数字化(retrospective digitization)处理。这场开放存取运动在确保知识国际化的方面或许比任何其他的举措做得更多。但是,也已经有人对之提出了异议:一是大多数的免费信息是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而不论情况如何,其估值总是较低的;二是大多数免费信息的开发需要有非常昂贵的基础设施支持,因此知识主要是单向流动的,即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从英语国家流向非英语国家。大学也已经通过在线的方式免费提供他们的课程以作回应,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只要愿意使用都可以免费使用。但是这种做法除了提升某些精英大学的品牌价值之外,究竟是否取得了真正的成就呢?而不管怎样,这些大学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公民而言仍然是不得其门而入。也有人指出,这种共享方式实际上是知识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课程的内容并不是通过合作的方式创建,而且免费的概念也削弱了民族国家创造他们自己知识的意志。

再次,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的大学通过侵略性的营销手段与优厚待遇的刺激能够吸引到最好的人才。所谓国际化依然是单向流动。

其四,高等院校已经通过远程教学与电子教学(elearning)模式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高等教育已经第一次挣脱了地域的束缚,现在能够向可以使用这种技术的任何人开放了。虽然能否使用这种技术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开放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既然移动教学已经初露端倪,这个难题将会得到消解。然而在电子教学给予人们诸多希望的同时,也有人对之刻意贬低,他们声称电子教学质量低下。许多新的信息与教学创举看来似乎能够增强开放与远程大学实现教育大众化的能力,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至今它仍然没有发生呢?我认为这里有几个原因:

●传统型大学正在抵制开放与远程大学,而他们所持疑虑的主要依据就是所谓的质量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开放与远程教育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质量相似甚至更好的教育,那么他们有关需要追加资源投入的论点就可能受到质疑。

●大多数开放与远程大学目前仍在沿袭常规的、寄宿制大学的模式。电子化世界的一大好处是能够采集许多人的创造成果为更多人的利益服务。但是,学术人员是来自职业的修养而不是来自工业生产的训练,受到重视的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知识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由于师生之间的关系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技术经常被用来再现这个模式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教学使之成为独立的行为。因此,尽管世界上许多大学都提供开放课程,但是修读开放课程的人如此之少,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大学很少考虑它们自己的经济现实的建设。高等教育领域的价值链是什么?它是否能够被化整为零呢?如果能的话,那么这条价值链的关节点是什么? 讲授费、辅导费、学生服务费、信息费、考试费、质量保证费、研究费和文凭费能否分别立项?私立学校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承担某些责任?什么是大学提供的真正价值?学生对价值链的化整为零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也许最近进行的一次对教育价值链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提出开放与远程大学的新方法。我不想在这里对这一价值链的各种各样的替代方案逐一进行探究,而是提出一项简单的建议,我已经向各种各样的组织提交了这项建议,这就是开发出一套能供全世界任何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采用或改编的一年级最佳课程。为了便于论证,我把这项建议分解成几个经济和教学要素。

一是招生:所有的大学都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资金,但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鼓动学生来学习,还是为了保住其市场份额?如果是为了鼓动学生来学习,那么就有可能在不同学校之间开展协作。然而实际问题是学生是否做好了学习的准备,他们是否有能力学好?

二是教材或资料:出版商最近所做的研究已经表明,大多数大学一年级工科类的课程有80%是相同的。而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尽管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目标很相似,但是教学内容却有相当大的差异。如果以适当的准备模块开发和设计1215门最通用的课程,以便有一个全世界通用的一年级标准,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些课程可以免费提供给任何学生、教师或机构使用或改编?要创建这样的通用课程通常将需要20004000万加元的投资,虽然这不是一笔无足轻重的资金,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在财政上还是可行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学生还需要能够单独使用必要的技术而且经济上能承受得起,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能力提高到一年级大学的最高水准。而这暂时可能还是一大障碍。

三是学习支持:当然,许多学生需要得到学习支持以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技能、克服学习障碍并过渡到下一阶段的学习。学习支持需要具有相当高水准的教师和专业人员的参与,可以从现有的大学、私立教学机构或互联网上形成的团体那里获得学习支持。机构提供的学习支持可能要向学生收费;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注册该门课程的学生达到足够的人数,就有可能使用现有或新建的社会软件网站作为提供免费学习支持的载体。

四是考试:在某种程度上,考试是帮助学生衡量是否已经掌握某门学科能力的一种手段。各种不同的学习模块都有经常性的自我考核手段,但是私立学校也好,公立学校也好,都可能提供严格的收费考试机会,以供学生确定是否已经掌握所学的学科与技能。

五是文凭发放: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发文凭了。没有一个学校会愿意不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以确定学生是否已经掌握适当的能力,就发放某一课程或一年级全部课程的文凭。高等教育机构可能会以收费的方式举办有监考人员在场的考试,并确保一年级的文凭不会随便乱发。某些大学可能会愿意参与发放文凭的工作,在加拿大已经有12所大学表示了这一意愿。

我知道这样立刻会冒出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教授编写这些课程的费用由谁来付?有关所有教学的研究费用由谁来付?要记住,这仅仅是一年级理想情况下的建议。如具体操作,那么教师和学校就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本科二年级到四年级和研究生阶段的教学。这一方案承载了如下希望:

●创建国际标准;

●使各个大学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学生是否已经做好学习准备,而是集中在怎样提供先进的知识;

●启动大学教育价值链的重新评估;

●迫使教育机构为了学生的利益而开展协作。

 

(翻译:杜永新;编辑:魏志慧)

 

Trends, Innov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Frits Pannekoek's Biography]Appointed June 1, 2005 as President of Athabasca University, Dr. Frits Pannekoek, has been active in the public and education movement for over twenty years.Dr. Pannekoek had been the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and had 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its five branch libraries,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th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ickle Arts Museum. He has also been the chair of The Alberta Library, which is a consortium of more than 300 libraries and the Health Knowledge Network.In February of 2008, at the ICDE meeting in Oslo, Norway, Dr. Pannekoek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ICDE.Dr. Pannekoek has a substantial reputation as a Canadian historian for the contributions he has made over the last 30 years with his academic fields of western Canadian and Métis history, museum and heritage studies,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tudies. Dr. Pannekoek's longstanding interest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s reflected in his many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his participation in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partnership that led to the interpretive centre for HeadSmashedIn Buffalo Jump, which i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artnership with Red Crow College.

Dr. Pannekoek is recognized nationally for his leadership in the cre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He is also currently a member of the Alberta SuperNet Research Alliance which is studying the impact of high speed internet in Alberta.He is regularly called upon to serve as a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cy advisor and most recently was a member of the Provinces commission which reviewed the future of post second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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