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与定力

众 告

说起定位,近几年常被我们提及。因为在办学中,事关“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这个古老命题的核心,便是定位。通常,定位除了指现实站位外,更指发展方位。对于开放大学,比较权威说法是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中所提及的,即“办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高等学校”。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说的是我们要担当时代的使命;二是“新型高等学校”,这里的“新型”意味着什么,回答就比较困难。因为人们对未来开放大学的认知还不够深入,倒不如先用“开放大学不应是”来替代“开放大学应该为”,可能相对容易些。

首先,开放大学不应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传统的大学主要面向精英,门槛高、台阶陡、门面也窄。这对崇尚“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开放大学来说有点背道而驰。

其次,开放大学不应是专门的职业院校。职业院校针对职业与行业,偏重师徒式的岗位技能培养,真正的“实用型”。这对倡导混合式自主学习为主,推崇模拟实训实务的开放大学来说也是有天壤之别的。

再者,开放大学也不应是过去的广播电视大学。广播电视大学长期致力于远程教育,尽管带有开放色彩。由于远程教育实质上是校园和课堂的延伸,因此传统大学固有的印痕颇多。这又与开放大学彰显现代开放教育理念和灵活包容的情怀相距甚远。

当然,开放大学也不应是英国开放大学的翻版。这不仅是因为英国开放大学一直就以牛津、剑桥这些传统精英大学为成功的标杆,还因为理念和国情不同,它在美国曾有克隆后失败的经历。难怪约翰· 丹尼尔,这位前英国开放大学和美国开放大学校长曾颇有感叹,“当我把开放大学带到美国的时候,我想改变这个国家,但我错了”。

因此,开放大学挂牌后,找准定位特别重要。而定位首先是选择。记得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时,指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也就是说“要办成第一个北大”。办中国的开放大学也要如此,不是办成其他什么大学,而是要办成真正适合自己的开放大学。其次定位还意味着担当。担当就意味着使命在肩,即从曾经的“学历补偿教育”的开展,到远程“学历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服务,再到当下直至将来的“全民终身学习”的推进,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只有明确了担当的使命,才能尽快重塑“办好开放大学”新理念,并将其付诸行动。

定位之后,便要发力。于是就有了定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角度多次强调,“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的药方,没有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行的。”定力自然是恒力。改革与创新,从来就是一场博弈。纵观世界开放大学史,且不说英国开放大学创校之初,作为“政党政治游戏中的一颗棋子”(沃顿· 佩里语),体现了执政与在野两党政治上的博弈,也不谈美国开放大学克隆英国开放大学的决策失误和水土不服,最终以关门而告终,展示了不同国度间制度上的博弈。我国办开放大学,更多的是理念上的博弈。因此,更加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寻求共识,才能加快探索。

定力同时也是合力。当下“转型”已是“世界级”的现象,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转型归根结底转的是办学类型,即从远程教育到开放教育,从继续教育到终身教育,从学校教育再到社会教育,可见是全方位、全过程的大动作。因此也特别需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教育研究》杂志主编高宝立在评价《中国“新大学”崛起》一书时曾提到,中国新型大学需要在外延式发展的基础上,完成华丽转身,寻求内涵式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开放大学的定位与定力过程中“定”的追寻,不正是我们所企盼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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