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与机制

众告

    这是改革进程中一组耳熟能详的热词。说它重要,因为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三十多年来一直是教育改革的“硬骨头”。说他纠结,因为自2012年我国开放大学挂牌以来,体制机制就是一只“烫手山芋”,令人焦虑。

    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影响面大,利益诉求复杂,只有居高临下超越具体的利益关系才能跨界推进。

    比如,开放大学的组织架构或办学形式是一种体制。开放大学的前身是广播电视大学,作为一个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大一统”的办学体制。然而由于这个系统内法人众多,人财务各自独立,各方诉求和现实矛盾往往难以协调,加之系统体制虽然“刚性”,却容易“自闭”,与外界融洽困难,于是体制革新的呼声常常有之。“5+1”所开放大学开始挂牌与一批广播电视大学等待更名之际,我们又打算结成“联盟”。然而,外交上的“结盟”常是冷战中的对抗思维,极易破坏教育生态。所以当下我们只有倡导“结伴”这一合作共赢的思维,才能让开放教育繁荣。至于“体系”则常出现在意识形态范畴,其构成的体制过于柔性,现实中恐怕难以承载庞大的中国开放大学。或许,我们还想将中国开放大学缔造成一个“共同体”,只是距离成功尚待时日。但从根本上看,它只能是使命的共同体、理念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乃至发展的共同体,“自愿、平等、合作、共赢”才是其唯一的核心价值观。

    再比如,开放大学内部的机构设置也是体制的一种。转型之后,为了完成新的使命,重塑新的理念,学校内部的组织机构跟着调整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若开放大学以培养学习型、应用型乃至复合型人才为己任,那么教学部门的作用不可小觑。无论是“系”“部”,还是“学院”,它首先必须兼有教学与管理的基本功能,因为系统办学的功能尚在;其次必须是教学和科研的实体组织,因为专业开办的基础是学科;最后还必须是交叉学科的综合平台,因为跨学科教育已是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我们还坚持大学的“去行政化”,那么以“中心”取代某些过于行政化的部门,方能进一步体现以人为本。比如“学生中心”(负责学生学习支持和一切事物)、“教学中心”(负责所有兼职教师的调配和培训)、“课程中心”(负责课程所有资源开发与配置)、“测评中心”(负责全部课程考试与专业考核)以及“质量中心”(负责校内质量保证与评价)等。

    至于机制,实际上它就是在相应体制框架内体现功能和发挥作用的运行规则,从而避免体制的束之高阁。因此,在开放大学的体制内,当下最重要的是遵循开放教育的规律和特点,为不同的学习者持续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方式,为其学习力的不断释放提供多次机会和途径。因此,开放大学在办学机制上就应纵横贯通和灵活转承。早在20世纪末,法国就试图打通中学和大学教育,使高等职业教育向下延伸;德国打破传统观念,淡化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界限,使继续教育得以发展;英国则将“课程”作为连接点,使各类教育体系衔接自如;美国则以社区学院作为大学教育的金字塔基础,深入社区,惠及民众,使其成为名牌大学的“后门”。由此看来,各类教育的包容才是开放教育的真谛。这样所谓“继续教育”才有台阶可上,所谓“学分银行”才有用武之地,所谓“立交桥”也就不需要挖空心思地设法构建而真正实现直通了。

    总之,体制作为静态、刚性的制度设计,机制则是动态、柔性的运行方式,静动配合才能刚柔相济。体制作为机制必须遵循的规范,机制则是体制体现的必要手段,两者功能互补,相辅相成。因此,开放大学的体制与机制如果能完美契合,就能使开放教育的生命力旺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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