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教育的使命:让更多的人得到高质量教育

——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约翰·丹尼尔爵士

 

本刊特约记者  林婉婷

 

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了开放与远程教育事业。他曾经在加拿大高等教育界长期供职,并曾先后出任加拿大阿尔伯塔(Albert)省阿萨巴士卡(Athabasca)大学副校长,魁北克(Quebec)省肯喀迪亚(Concordia)大学副校长。自1984年至1985年,他出任加拿大安大略(Ontario)省劳伦梯安(Laurentian)大学校长。在1982年至1985年,他曾担任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协会(ICDE)主席职务。从1990年至2001年,他连续担任英国开放大学(UKOU)副校长这一要职。从1998年起,他还兼任美国开放大学(USOU)校董会主席。在1994年,他因对高等教育的长期服务和杰出贡献而获得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二世授予的“圣约翰·丹尼尔(Sir John Daniel)”的荣誉爵士称号。自2001年起,约翰·丹尼尔因其对国际教育界尤其远程教育的杰出贡献而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命的四大领域:教育、科学、文化和通信中,教育事务最繁忙)的助理总干事。

约翰·丹尼尔不仅是西方高等教育界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决策者和行政管理首脑,而且是一位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在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界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实践探索者、成果卓著的理论研究者和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远自1979年起,丹尼尔即提出并论证了远距离教育中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师生双向交互通信应该达到相互均衡的理论,受到国际远程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和广泛认同。(Daniel & Marquis,1979)

——摘引自丁兴富《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高等教育的技术战略·译者前言》

 

记者:您能否为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开放教育在整个世界的发展概况?

丹尼尔:在过去的30年里,开放教育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其实在30多年前,开放教育就有所发展。但是,现代的开放式的远程教育是在30年前开始的。当开放教育开始出现时,没有人可以预见她的发展前景如何,或者说她将会赢得怎样的声誉。因为在其发展之初,人们对开放教育抱有鄙视、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她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如今,开放式的远程教育机构随处可见,不仅许多的开放大学规模日渐庞大,而且很多的传统大学也都开设了远程教育学院。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作为大学已被人们广泛认可。一次关于印度大学的外界评估调查显示,列在前十名的大学中就有两所是开放大学。在百所英国大学教学质量排名中,UK Open University(英国开放大学)列居第六。这些都是革命性的进步,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开放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只是大量的学生,而不是高质量的教学。事实上,开放教育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我相信这是教育界,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的最伟大的变革。

 

记者:您认为开放教育理念的提出,特别是英国开放大学的创立,在教育领域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丹尼尔:应该承认绝大多数的传统教育机构,现在也开始关注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了,但在此之前,常规的传统的教育方式是较为单一的。在很多国家,有些人很想去学校接受教育,但往往因为那些学校只招收全日制的学生而不得不将他们拒之门外。传统学校也不想放弃这部分学生,于是就开设了远程教育项目。但是,只要这些学校还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如电视加书面形式)来教学,要开展好远程教育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只有当这种形式的教育达到一定规模后,校方才可能从中受益。因此在这方面,传统教育是竞争不过大规模开展的开放式远程教育的。现在,由于因特网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变。网络使小规模的高质量教学成为可能。然而,话再说回来,我的观点是,开放教育的真正使命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高质量的教育。

 

记者:您认为目前开放教育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丹尼尔:不同的地区情况是不一样的。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开放教育会吸引哪些想通过教育来赚钱的人。打着虚拟大学的旗号招收学生赚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他们可以许诺结业后给学生颁发学位证书,而事实上并没有提供高品质的教学。这可能不是中国开放教育面临的问题,因为这里的教学体制很规范,但是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想保住开放教育的良好声誉,那我们就应该建立充分有效的机制,让学生能够据此判定学校的好坏。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目的是要保护教育的消费者——学生不受劣质学校的欺骗。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可能不是中国开放教育现在存在的问题,但它的确存在于世界其它地方的开放教育之中。我知道中国有一些专门为学生出国留学出谋划策的机构。它们会提供可靠的意见吗?他们真的会为学生着想吗?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服务。可能做的很好,也可能很差。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机构能够真正为学生服务,从而在整体上保持教育的高品质。

 

记者:开放教育相对于传统教育而言是否仅仅是个补充?其发展趋势又是如何呢?

丹尼尔:让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开放教育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从幼儿园到大学期间,从未接受过远程教育或开放教育的人是很少见的。当然,在他们完成了全日制的学习后,他们将会选择开放教育的方式继续学习。如果说有学生在获得大学学位后,选择到广播电视大学来继续读书,那么有人问我对此会不会感到惊讶?我的回答是“当然不会”。在我任英国开放大学校长期间,我们就有成千上万的硕士生、博士生在获得学位以后还想继续学习,而选择远程教育则是一个便捷的途径。所以,远程教育将会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刚才我也提到,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开放教育做到诚信、扎实。所有形式的教育都会吸引不法之徒,只要有教学楼、教室……他们就能很容易地开办学校。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运用先进技术。因为人们不可能在家里即时拥有先进技术,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五年时间。那我们就要充分合理地运用技术,使开放教育做得更好。做到适时运用高科技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新技术能为我们更好的开展开放教育带来更多的机会。但你必须时刻牢记,人要与技术相适应,否则即便有了新技术,学生也会跟不上。除此,还要随着学生的适应能力、品味,不断地去更新我们的技术。

 

记者:您认为大规模的开放大学可以在哪些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丹尼尔: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合作:如何将一系列技术运用于大规模的开放教育之中,尤其是如何建立一个大型的教学体系,以及如何运用面向所有学生的新技术。开展开放教育不是实验,不成功可以停止,然后重新再来,必须以渐进的过程引用新技术。它不像传统大学,能不断改变运行机制,因为传统大学涉及的人数较少,影响也就较小。对于远程教育来说,这个问题较为复杂。如果你有100万学生,100次中哪怕只有1%的技术故障,那你就不是给1万学生的学习带来不便,而是100万学生。所以,我认为开放大学在一起就这一问题进行合作是很有好处的。首先,我认为各大学可以在一起探讨因为开放大学的庞大规模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其次,各大学之间的合作办学计划、翻译计划等已经展开,但如何将这些计划做得更好是值得讨论的,毕竟世界各地的学生还是会去传统学校学习,为什么非要选择开放教育呢?所以,开放教育的推广首先存在着语言问题。选择中国电大的印度学生人数很少,因为他们必须先学中文。然而,开放教育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将在这次会议上达成共识。我们共同关注的可能是“巨型大学”运行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开放大学的规模决定了它必将与政府及其政策有密切的联系,各开放大学的校长将就如何处理好学校与政府之间关系问题发表讲话。我认为,这对于与会的各位校长是很有帮助的。

 

记者:您认为这次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给各巨型开放大学会带来哪些益处?

丹尼尔:我认为这次会议首先将会提高这些学校的知名度,而其它学校可能会惊讶于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人知道“电大”,英国人知道“英国开放大学”,印度人知道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而英国人并不知道印度有巨型大学,印度人也不知道中国有巨型大学……所以,现在这些巨型大学构成了一个体系,这就是一种创新。它将时刻提醒人们,这将是一个不断壮大的运作体系。有人认为,传统大学开始开设远程教学之后,人们宁愿去传统大学就读远程课程也不愿意去开放大学,巨型大学因此而没有发展前途。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巨型大学仍在蓬勃发展,并作为一个课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同时被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政府的教育政策之中。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必将使更多的巨型大学意识到他们自身的潜力。

 

记者: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个大规模的开放大学?被称之为“巨型大学”的标准又是什么?

丹尼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初我提出MegaUniversity(巨型大学)一词时,设想她是一个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的、有着10万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学生组成的教育机构。当时在90年代中期,有11所这样的学校。现在我没有统计过,估计至少有15所,大概在15到20所之间吧。因为有些学校在10年前规模还很小,现在规模扩大了,可以称为大规模的开放大学,即巨型大学。这也表明开放大学在不断成长。如今,各个大学都设有繁多的远程教育项目,这些数目是无法统计的。因为一次统计刚结束,学校的情况就已发生了变化。开放大学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形式,她已加入到了教育界的主流之中。即使开放大学在世界各地都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大型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传统大学之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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